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四《赵先生》by张献民

[161721] 主题：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四《赵先生》by张献民

	作者： vagus_zhang (鱼鱼球)
	标题：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四《赵先生》by张献民[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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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贴时间： 2004年02月21日 00:21:39 (UTC +0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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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转自西祠胡同-后窗看电影。原载2004年第2期〈书城〉。以下转载的文章较之书城更为完整。《中等人的中等梦想》看不见的影像之十四《赵先生》编剧：述平导演：吕乐 1998 性史　　　在性问题上你在幻想什么？　　　万一你不在幻想？那肯定是在做？可有的人做的时候也在幻想。更有人越是做的时候幻想得越厉害。　　　中文里叫“欲”。好象就是想要但还没有的东西。即使在最严酷的时刻，“狠斗私字一闪念”，部队的老总们还跟女文工团员跳舞呢。当时小县城里还有性行业从业人员，我儿童时期在南京耳闻的价格是对女性器官的视觉研究为五毛钱。　　　咱们一向有两个文化，一个摆到台面上说的，另一个不摆到台面上来的。后一个以前主要以公厕的墙壁为阵地，后来大部分城里人回家上茅房之后，有了一段文化空白，直到大家终于找到了手机短信来传播不摆到台面上来的文化。所谓讲部分人的精神文明问题：白天很文明，但没精神；夜晚很精神，但很不文明。　　　如果别人有集体潜意识，我想低级色情作品中应该表露得比较清楚。如果我们有集体潜意识，应该也不例外。　　　昨天我与一个开北京吉普的艺术男青年聊天，他表示对男同性恋的无法理解。如果两个男同性恋找他玩他不玩，但如果两个女同性恋找他玩他就会欣然接受。　　　我管这叫“青少年期性交不充分综合症”。对于一个异性恋者来说，两个男同性恋与两个女同性恋有什么差别？所有读者都可以试一下，在成年人对多人性爱的幻想中，给一个选择：比如一个男的，他会选择两男一女还是两女一男。如果他选择后者，一般他青少期性交不充分；如果他选择前者，说明他没有荒废他的青春。如果讲这里的道理，大概后者关心的是性交的次数与对象的多寡，前者关心的是每一次性交具体的刺激程度。　　　说到如此俗艳的心理测试游戏，实在是因为在男权社会中中国人最普遍的性幻想是二奶。就是二女一男的关系。这是我们的普遍变态，是国民整体在青春时期性交不充分的结果，是老人政治的结果，是社会成功的标志，是文学的顶峰（《金瓶梅》和《红楼梦》），是商业电影的热门话题（《手机》），更是社会事实。　　　其实，多累呀？！我们经常谴责日本人的洛丽塔倾向，我们的二奶倾向又能好多少？制造了多少社会问题？比如男女比例不平等，丧失娶妻机会的部分人创造着底层性行业的持久需求。而且是财富的无端消耗，把可以用于再生产的钱让老二拿回老家去盖很难看、没人住的小洋楼。　　　该性交的时候不性交，偏让人读书；该干事业为祖国做贡献为后辈谋福利的时候，又去胡乱补课；更过分的是越接近丧失能力的关口越把住不放。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性史？　　　咱们这些中等人，有点什么梦想？　　　我们的梦想来自我们无法实现的东西。中年的意淫比青春意淫更恶心。话题的禁忌会在之后的某个时刻反弹回来，比如不让谈二奶就无法谈女权。再比如早恋、婚外情。现在大城市中一半以上的父母已经能容忍孩子未婚同居，或者他们实际上也没什么办法反对。早晚婚外情也将如此，得到大多数已婚者的容忍。信史　　　得罪作者吕乐，把话说到这地步，而且鉴于《赵先生》的故事，必须说说他的性史。而且得罪他现在的女友，以及所有他以前的女友。能减轻一点罪责感的，是我的性史也必须说一些。点到为止，绝无编造，姓名隐去。　　　吕先生早年的事我不知道。当时我还太小，也不认识他。我知道的他的第一任女友是个学外语的，出国了，吕乐也想去，那女的就把他也办去了，吕乐满心欢喜地刚到，女友就跟他拜拜让他自谋生路。他后一任女友是北京大学文革结束后的第二任校花，该校花出国后也把男友办出去了，也等那倒霉蛋一到就让他自谋生路，因为她跟吕乐好了。再后来吕乐有了很性福的法国女友，我并不认识，但吕先生写了个很感官王国的剧本来表达那些事情。当时他也觉得自己能演梁家辉演的那个情人，当时我也觉得自己能演，姜文也觉得他自己最合适。我想觉得自己合适的人肯定不止我们三个，说不定一代人都那样。　　　再后来，吕乐就有了另一个法国女友。他们两地分居，当时吕乐又回到北京，他女友在台湾工作，来回还非要路过香港，放假的时候可能还挺想回欧洲看看，生活太复杂。他们相处了好几年，可能是我知道吕乐性史中最漫长的一段，然后分手了，原因之一可能是女方希望把关系稳定下来，包括孩子等等。然后吕乐就有了个德国女友。可据说这个也闹着要给他生孩子。可这会儿了吕乐已经由第五代的小弟成长为大哥再成长为第六代的老师并已经被70后的人们尊为叔叔，但仍留着马尾辫一张嘴就说领导讲的全是废话中国电影的问题就是被阉割过了，他从来没有结过婚也不要孩子。　　　所以现在吕乐又回到了我刚认识他的时候的起点，又找了个学外语的女青年，还跟刚开始的那位是同一个学校的，也跟我是一个母校，而且这位女子也到国外去了，在德国，还是两地分居。听说吕乐对她的家人很好，还听说别的女青年找他玩，吕叔叔说：去找第六代玩吧。　　　我的性史，与吕乐交叉的部分是那位北大校花曾经来找我有事我骚扰过她但没有成功。曾经寄住在他家几天，从堆在地上的乱书里翻出了几本龙虎豹阁楼春之类的东西做睡前读物，那个校花做怜悯的惊怪状，前来拜访的THIERRY ARBOGAST（也是校花的前男友，《杀手莱昂》《第五元素》等片的摄影指导）惊呼吕乐得把我赶出去。吕乐什么都没说，有时候还帮我剃头。　　　我的性史与吕乐的差别还在于我对婚姻的选择，其根源是对二十几岁时混乱生活的一种厌倦。但既然办了手续并有了孩子，现在只好跌跌撞撞地分居。我与我妻子的所有好朋友都离婚了。我们本来很想坚持下去给他们做个榜样或反面教材。分居后会不会又恢复二十几岁时的混乱生活？婚前曾有后来得过非典的导演伯伯做长者状说：张献民，不要跟第一个女朋友结婚，我们这一辈子就上了当。婚后有同事大哥做长者状说：张献民，搞归搞，家是家。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教育说：结一次婚并不难，难的是结婚一辈子。赵先生　　　一个中年女人（张芝华扮演）跟踪，一个中年男人（施京明扮演）与一个年轻一点的女子（陈怡楠扮演）幽会被揭穿。　　　夫妻夜间的争吵。　　　男人与情人的争吵。　　　他们三个人终于坐到一起争吵。　　　男人与情人的同事争吵。争吵被一场车祸打断。　　　近于植物人的男人在病床上想起来前一天晚上到单位资料室借住时与一个外地来探友不遇的女子（蒋雯丽扮演）共渡了半天。　　　好象这是个老套的男权故事，吃着碗里的夹着盘里的想着锅里的。本来故事应该是线性的，如果三个女人在时间中展开一点问题都没有，但男人磨蹭着老说你给我点时间我们明天再谈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是很珍惜的要不我就先走了，结果三个女人在时间上重叠在一起，也只能由命运为该男人做个抉择。　　　赵先生是情人的同事对男主角的称呼。以前他一直没有称谓。但一旦名字呼喊出来，事情就急转直下了。　　　情节非常紧凑。影像也很紧凑，紧紧地贴着人物，好象随时听见他们的呼吸，镜头稍微有点焦距的抖动，光线很足，投在墙上的人物有好几个影子。面目清楚。景别比电视主持人的景别更紧一点，女的基本刚到胸部下线。全部实景，夫妻的单位分配标准两居，情人的老石库门顶楼，单位资料室的筒子楼，医院、宾馆、乃至车祸街头。　　　表演很好。男人与妻子不成功的床戏是我在国产电影中看到的最自然的，男人与情人的接吻也是我在国产电影里看到最自然的。可能里面的演员都做到了一辈子的最好表演，张芝华烂片演了不少，何曾有过此等高度？举手投足把一个中年上海女人刻画得真实细微。施京明是南京的话剧演员，与情人同事争执的整场戏他只能依靠背部表演，一个庸碌怯懦、拥有中等梦想的中等人。陈怡楠斜着嘴等待男人答复的模样，她在床头与男人并排坐着有一句没一句地讲以前和以后，足够做表演教材。蒋雯丽略微有点矜持的懵懂模样，讲述偷书的经历，以及手部的几个动作。　　　剧情上最让人惊讶的是两段式。用前一大段（约一个小时）讲述非常紧凑的三角关系、危机。然后突然停下来，讲一段不相干的另一件事（约半个小时），连人物都换了。这个结构国产片可能只有朱文的《海鲜》也用过。朱文说（如果我没记错）剧情不够的话要是有胆量就插一段完全没有关系的东西，所有观众都会认为还要回到前一段情节中（如果回来就是三段式），但胆子大的人就不回来了，就在另一段东西中结束。　　　《赵先生》与《有话好好说》是孪生兄弟。当时述平与张艺谋一班人侃剧本侃了很久，涉及到几个可能成立的故事，吕乐作为摄影参加其中，好象他认为《赵先生》更好。　　　当时述平为《有话好好说》前后写了近百万字。搞得朱文那样的人好担心他以后再也不会写小说了。　　　《赵先生》的剧本是述平的。一个正常的国内的投资背景，在上海拍了，做完了。然后没有通过。支吾　　　吕乐长着张第五代非常典型的褶皱脸，那脸有几个好处，一是有些小姑娘就爱这样的，二是发愁的时候跟平时一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好象笑得多，但那时，他说的话，我虽然已经不止一次在其它场合说过，在此还要心酸地重说一遍：我正从地下往地上爬呢。　　　到底没爬上来。　　　原因呢？上头支支吾吾，好象意思是程序不正确。程序如何正确？大概是当初要交剧本、等剧本没问题了再开拍、拍出来再审。吕乐好象是没把剧本交上去。　　　是否吕乐故意与管理部门过不去、故意不交剧本？不大象。他又不是小孩子，当时他四十岁了，在国产电影圈子里摸爬滚打十六年了。那为什么剧本没交上去？没有反动内容，也不象他在法国写的那样整个一个感官王国。姑且认为吕乐这一步走错了，责任完全在他。　　　那么，程序错误有没有补救的余地？就是说影片既然拍出来，管理部门能否看一看再决定这是不是地上电影？吕乐说他正往上爬，就是这个意思。但管理部门一直拒绝看。至今，他们仍然拒绝看。而且，被拒绝看的不是这一部，而是几十部上百部。　　　我们还要就规矩本身展开讨论。为什么电影必须审查？因为它可能影响社会稳定？《赵先生》这样有关婚姻外的恋情，是否会引导一些婚姻稳定的人走出婚姻从而动摇社会基础？事实上《赵先生》一直是地下电影谁都没看到但离婚率一直很高，其次离婚率的一再升高并没有影响社会稳定。　　　更荒谬的规矩是剧本审查。为什么剧本一定要审查？是因为规矩是这样确定的。个别领导讲得很动听：可以避免创作人员走弯路。可他们指出来的路从来不是直的。或者支吾着什么路都不指出来。为什么剧本一定要审查？创作长篇小说之前，是不是要先写个梗概交到宣传官员那里等十几个领导签字同意之后再动笔？如果真是这样，我们今天写得出长篇小说吗？每个读者可以数一数自己身边最熟悉的十个领导，有多少长篇小说他们会全体同意？　　　可这就是中国电影的情况。这就是《赵先生》遇到的情况。一个从来没有被领导看过、但被制度禁止、却从根本上绝对不可能对社会产生任何危害的东西。　　　况且，我们虽然不知道领导们的标准是什么，却可以看看98年前后可能生产出来的作品。《一声叹息》到头了吗？　　　当时一个非常重要的宣传领导干部（先已退休）发布指令规定电视剧领域七不准，不准之一是婚外恋。正赶上中央电视台哆嗦着做《牵手》，后来大家都知道所有有关婚外题材的都是“商业剧”，就是不能上央视只能卖地方台。这个指令当然被当时的电影管理部门全盘执行。正象那个大干部指示有关下岗问题只能反映积极再创业才有了《红西服》一样，婚外恋只能回到婚姻当中才有了《一声叹息》等作品。　　　这当然只能回到本文的第一段才能稍微说清楚一点。大凡中国的事情，做了的，大多不能说出来；说出来的，是永远做不到的、可能根本没有任何人打算做到的。　　　这是天桥的傻把式与假把式的矛盾。　　　有人说了：你张献民天天瞎说什么，有本事就去拍吧，别说了，整个一假把式。　　　有那么多人不说就拍了，然后就地下了，然后谁也看不到。所以光说不做的假把式好象我还要当下去。　　　二奶哪儿都有，那些都是傻把式，光做不说。可这事能说吗？　　　按近年来的审查标准，《赵先生》有几条触犯禁律的地方：谈论婚外感情但结局并没有回来婚姻中来，这一点影片结尾较模糊属于可以改动的范围，比如加句话外音，剪个妻子的特写作为最后一个镜头；蒋雯丽讲述一个小知识分子唯一一次偷书的快乐，教唆盗窃，影片中并没有表现对盗窃者的惩罚，乃至连谴责都没有，如果要改动必须整段拿掉，大约三四分钟。　　　这些改动不大吧？大约涉及到影片整体的5%。如果当时电影管理部门愿意看这部影片，这可能是它的命运。但他们当时没有看。而5%是什么？我在你身上割一块下来，只占你整体分量的5%，可以不可以？假设你50公斤，就只割2.5公斤。这时候，如果你是被迫的，如果你不被我割就要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任何人、在黑牢里度过残生，你一定会希望由你自己来选择割哪个部位，比如你会放弃一只手。但割哪里是我说了算的，我选的那5%是最关键的地方。所以吕乐当着领导的面说阉割，而领导支吾着假装没听见。　　　《有话好好说》的结尾被改过了有多少人知道？加上警察葛优非常和蔼地劝人为善。　　　《赵先生》，一个有关中等人梦想的故事片，属于中国最好的电影的范畴，比《手机》好一点，没有回归，没有复仇，没有卖弄。《赵先生》最好的地方甚至不是它的自然。它不只有关欲望，也说出了人的基本欲望与生活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这个冲突不是社会层面的，是生命本身的。万劫不复。张献民 2004、1 《书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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